金牛配资寻找曼公邓国

《史记》卷三·本纪第三·殷本纪载：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由此说明武丁封叔父到河北曼也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很可能在第四年。河北曼有说在河南伊川县伊河北岸蔓口，也有说在河北省井陉[xíng]县绵曼河流域一带的曼国。商朝的疆域层次主要为：王畿[jī]（内服）、王疆（外服）、归服区。伊川县属商朝王畿区域，也就是商王直接管辖的区域，不会分封给诸侯国。井陉县则属商朝王疆区域，王疆主要由封国组成，武丁封叔父到这儿拱卫王室则是可行的。妇井（井国[河北邢台]公主，后为武丁的三位王后之一），被派往曼地发展农业，邢台与井陉地理位置相近，支持曼国位于河北井陉的说法。而伊川县距离邢台较远，与妇井的活动区域不符。因此曼公初封地河北曼就是河北井陉县绵曼河流域一带的曼国。以封地为氏族名，这就是称之为“曼公”的由来。由于曼公是武丁的季父（最小的叔父称季父），所以邓氏族人也尊称其为“曼季公”。

邓国曼姓，古籍文献和出土文物都可证实，学界也已达成共识。武丁封季父曼公为殷商邓国第一任国君，也是邓氏族人的共识，此处不再引用古籍资料加以证实。那么何时所封呢？不少邓氏族谱记载为丁巳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武丁继位年为公元前1250年，丁巳年则为前1204年，也就是武丁继位的第47年，过了46年才给本该继承王位的叔父封侯，这种安慰性的封赏早已失去了意义，而且此时曼季公至少96岁了（假设曼季公是祖丁的遗腹子），年近百岁还封侯，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我更相信《竹书纪年集证》、《竹书纪年校补》等关于武丁继位年的记载。武丁继位于丁未年（即公元前1274年），“三年不言”很可能在第四年（公元前1271年）封季父到河北曼。曼季公在曼国为商王镇守边疆7年，很可能功绩突出，公元前1264年（丁巳年，也就是武丁11年）武丁改封季父曼公到了邓国。那么曼公邓国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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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看古籍中的相关记载：

（宋）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十四•四十八嶝•邓：邓，出自子姓。商高宗武丁封其季父于河南，为邓侯，别赐姓曼。

（宋）王應麟撰《姓氏急就篇》载：上·姓氏·耿邓奋【……邓氏，曼姓国，其后为氏。一云：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为邓侯，因氏焉……】

（宋》罗泌撰《路史》卷十九·后纪十：初，武丁封季父于河北曼，曰蔓侯,有曼氏、蔓、鄤氏；优、邓，其出也。(广韻云：封河北为邓，误。杜云：邓城在颖川邵陵。)灭于楚。有邓氏、登氏、邓侯氏、养氏、聃氏、骓氏。庄十六年灭。

《路史》卷二十七、第623页还写道：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故杜佑以邓为禹都。

这是罗泌推断的夏朝邓国。查遍杜佑著的《通典》等著作，未找到杜佑说过邓为禹都的只言片语，罗泌错误推断并假托杜佑之名。

河南、河北，有说是指当时的省级行政区划河南和河北，也有说指黄河以南、黄河以北，也有说指的汉水以南、汉水以北。具体地址坊间有多种说法：1.河南周口市商水县邓城镇、2.河南孟县西南邓城、3.河南邓州、4.湖北襄阳邓城、5.河南召陵邓襄寨。

下面我们从遗址和出土文物来等方面分析这几个地方存在曼公邓国的可能性有多大。

1.河南周口市商水县邓城镇

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曾在此地屯兵驻防，并修筑城寨，民间称其为“邓城寨”。因邓艾军事活动对当地影响深远，后世逐渐以“邓城”代指该区域。

遗址和出土文物：

叶氏庄园（清代）。

饮马台（汉代）。

千年白果树：树龄超2000年，属河南省现存最古老白果树之一，与刘秀拴马传说相印证。

商水邓城镇与邓艾有关，与曼季公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它不是曼公邓国所在地。

2.河南孟县邓城

现河南焦作市孟州区西南，遗址和出土文物：

子昌裴李岗文化遗址：位于孟州市城伯镇子昌村西北，新石器时代遗存（约8000年前）。出土裴李岗文化典型石器，包括鞋底形磨盘、石耜、大石铲等农业工具，陶器碎片，印证黄河北岸早期新石器聚落形态。

禹寺遗址：位于谷旦镇禹寺村，面积约150万平方米。涵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西周、东周及汉代。独独不含商朝文化。灰坑、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等生活器物。

其他新石器遗址：孟州市境内分布多处新石器聚落，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佐证其作为黄河流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地位。

河阳故城：位于槐树乡古周城村，现存城墙为夯土结构。传为周襄王受觐之地，晋文公会盟诸侯的“践土”遗址。

孟州区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距商代核心区郑州约80公里、安阳（殷墟）约120公里。商代武丁时期，王畿核心区以安阳（殷墟）、郑州商城为中心，范围覆盖今河南省中部及北部大部分区域。若按“邦畿千里”的广义范围推算，孟州处于商王畿北部边缘地带，可能属于内服延伸区。而且没有明显的晚商遗址和文物，因此孟县邓城不是曼公邓国所在地。

3.河南邓州

遗址和出土文物：

太子岗遗址：位于邓州市穰东镇，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聚落遗址，距今约7000-5000年（属商代之前），面积约5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5米。

八里岗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主体年代为距今约6800年至4000年（约公元前4800年—前2000年）（属商代之前），文化堆积连续且跨度长达2800年。

杨岗遗址：位于河南省邓州市东南25公里的小杨营乡杨岗村，面积约7万平方米（长宽约两百至三百米），呈缓坡状地貌，北临曹操修建的运粮河，东侧靠近汉代西棘阳城故址。遗址文化层厚2—4米，包含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连续堆积，并发现战国墓葬及车马坑遗迹。1957年首次发现后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郑万高铁修建期间在遗址边缘进一步出土千余件文物，引发考古界重视。

邓州杨岗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梁法伟选报。杨岗遗址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2016年配合郑万高铁工程发掘1000平方米，发现有东周、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仰韶时代晚期（朱家台文化）等时期遗存，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环壕聚落遗址。遗址北侧有一条古代东西向自然河流，东、南、西三面壕沟与自然河流相通，壕沟宽约17米，深约5米。发现的遗迹类型有壕沟、房址、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的器物类型有陶器、骨器、石器等。【1】未提及商代文物。

林扒镇黑龙庙遗址：该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陶豆、石球等器物，属史前文化。有人说陶片符号被视为早期“邓”字雏形，我说那是牵强附会。豆为古代祭祀用的高足容器，用于盛放食物或油灯，你把那陶片符号视为早期“豆”字雏形还很贴切，说明豆是象形字。而 “登”是会意字，指“双手捧豆，双足登阶，向神灵进献”。“登”字里只是含有“豆”，怎么就变成了豆是登的雏形呢，为了附会“鄧”简直不顾逻辑关系。

宋金商业街遗址：邓州宋金遗址发现宋代排水系统及商铺遗存，考古报告未提及更早地层。

林扒镇古称邓林镇。古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因为明朝初期此处主要为徐姓人，称徐家；明朝中期林姓人家从福建省迁入，并在镇上开设了一家店铺，命名为“林家店”。（也有说是明朝之前此处是徐杨两姓人居住，明初林姓人迁入。）后来，因为四周广泛种植刺笆，该地更名为“林家笆”。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称进一步简化为“林家扒”，最终定名为林扒。《顺治邓州志》沿袭《嘉靖鄧州志》提到“林家店”（林家店，州西南五十里有集），《乾隆邓州志》五处提到林家店，均没有“林家店古称邓林”相关的语句。《乾隆邓州志》沿袭《顺治邓州志》提到“邓林”一处：夫邓为宛南雄郡，英贤辈出。宋时贾公掇取大魁，明兴李文达相业光昭，至今旗常生色，斯亦楩𣏌之邓林矣（此地犹如楠木杞柳遍植的邓林[喻人才荟萃]）。没有说林家店（林家笆、林扒镇）古称“邓林”或“邓林镇”。这个古称只能古到乾隆年以后了。再看《夸父逐日》中的邓林。好好读读：“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认真理解，注意方向。弃其杖化为邓林，这个邓林应该在黄河、渭河以北，渭河源（渭河的源头，现在为一个景点）到大泽之间，而不是黄河、渭河以南离渭河源直线距离近八百公里的邓州。有人说古时候邓州是一大片森林，所以泛称邓林。古时候哪个地方不是一大片森林？你有什么古籍文献证明“邓林”就是指的现在邓州的林扒镇呢？

《路史》（作者：[宋]罗泌撰[宋]男罗苹注、版本：刊本、63卷）有三处提到“邓林”：

第十一卷、第208页载：世纪云迁于负夏，每徙百姓从之。按卫有负黍，邓今襄之南凤林，古之邓林，祈侯之国，楚之北境。

国名纪丁、第589页载：邓，仲康子国，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邓林”者，今之南阳。故杜佑以邓为禹都。

国名纪丁、第601页载：邓，曼姓侯爵。郑庄娶邓曼。今襄之邓城，二汉邓县，古凤林也（是为邓林）。

这三处“邓林”都指向楚之北境，有两处明确指向襄阳城之南的凤林山（即凤凰山），也明确说邓国在襄阳；一处指向南阳。恰恰是“指向南阳”这条可以证伪。罗泌说“故杜佑以邓为禹都”。查看杜佑的《通典》，原文是“鄧州今理穰縣本夏禹之國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杜佑沿袭了《汉书》的说法“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加上了“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杜佑根本没有说过“邓为禹都”的话，完全是罗泌错误推断还假托杜佑之名。

《路史》卷二十三·后纪十四·疏仡纪·夏后纪下：《华夷图》仲康子徙都邓，寰宇记同。《华夷图》的背面是《禹迹图》，图中“邓”下面括注了“（禹国）”，而不是禹都。罗泌看到的《禹迹图》版本可能是下面这样的版本不清晰，把“禹国”认成了“禹都”。

再查看《寰宇记》（即《太平寰宇记》）有相同的记载吗？《太平寰宇记》中有“邓”的共93处，其中“邓州”20处、“邓氏”一处（邓氏向城县）（此处疑为笔误，从来都没有县名前加姓氏的，估计应为“邓州向城县”），有“徙”字295处，有“南阳”的20处，有“夏”491处，有“中康”0处，“仲康”一处（仲康坝，地名），“吾离”一处——“昔晋范宣子数戎子驹支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蒙荆𣗥以来归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即此地也”，此为姜戎吾离位于西北边疆（敦煌一带）的瓜州，与邓祁侯吾离不是同一个人，比邓祁侯吾离晚半个多世纪。《华夷图》和《寰宇记》中都找不到“其支封邓为邓氏”、“仲康子徙都邓”、“邓为禹都”的相关记载。所以罗泌《路史》中的相关叙述皆无历史依据，不可信，不足为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其“多采纬书”“道家依托之言”，认为其取材荒诞，缺乏可信度，故“庞杂之讥，殆所不免”。清代学者普遍认为该书虽考证丰富，但过度依赖谶纬学说与道教文献，导致内容驳杂，难以作为严肃史料。长期被主流史学边缘化，但其仍有存在价值——可作为神话学与文化史研究素材。

2012年出版的吴镇烽编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一书中未提及邓州有商朝邓国的出土文物。2016年郑万高铁修建期间在邓州杨岗遗址边缘出土了千余件文物，八年过去了，至今未见相关的官方考古报告。所以暂时只能视为邓州没有出土过与商朝邓国相关的文物。待哪天官方对那千余件文物的考古报告提到商周邓国后，再重新判断商周邓国与邓州的关系。

邓州是否有吾离陵，存疑。有文章载：“1957年春季，县里组织深翻土地时，邓县城郊乡在城东南二三公里的麦田中央出现几个大土堆，人们走近一看，是几座坟墓（冢），其中一个最大。……最后，经过有关专家共同研究商量，认定为东周春秋时期邓国侯吾离墓。”文中没有提及有哪些专家是根据哪些关键证据来认定哪一个大土堆是吾离陵的。至今也没见到官方的考古报告。翻遍《邓州志》、《河南通志》也没见到有关吾离陵的相关记载。刘云铁先生的《吾离陵怀古》中写道：“大叔，向你问个事儿，咱们这儿为啥叫‘吾离冢’呀？”走进村庄好不容易看到一位老人，我走上前问道。“咱这儿古时候离邓县城五里地，另外村东南角有一个冢子疙瘩，人们就叫这儿‘五里冢’了…”。“五里冢”与“吾离冢”倒是音近。王先福、尹弘兵所著的《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第252页写道：“由分析可大致勾勒出邓邓国辖境的范围。……其辖域东西约50、南北约50千米。应是当时面积较大的一个诸侯国。”他们的推断与本人的推断“周代邓国的疆域，东部至少到达唐白河，汉水一线，或可东出一定距离，南到汉水，西过汉水不远抵今谷城庙滩镇附近与同时期的谷国接壤，北到今邓州市构林镇北柳枫河。”基本一致。表明邓州城及东南两三公里的八里王社区吾离陵不在邓国疆域范围内，邓祁侯吾离死后怎么可能葬在邓国之外呢？再看《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5页至18页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邓国墓葬的描述基本为“坑壁陡直、壁面平整光滑、长方形竖穴土坑”。这些墓葬均为坑而非大土堆。林会宗亲的《邓州吾离墓考辨：从“不封不树”看其真实性存疑》对西周至春秋早期墓葬的形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当时的墓葬是不起封土堆、也不种植树木作为标记，由此推测邓州东南两三公里的八里王村的大土堆不符合“不封不树”，因此说它是吾离墓是存疑的。

甲骨卜辞“癸未卜，王在登贞，亡田”译为“癸未日，（商）王（武丁）在登地（即邓国）贞卜，问田猎活动是否有灾祸。”

综上所述，没有考古证据表明河南邓州与夏朝邓国、商周邓国有直接的关联。

4.湖北襄阳邓城及周边的遗址和出土文物：

邓城遗址：城址位于今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邓城村南，面积约84万平方米。经过对包含遗物特征分析，其时代不早于春秋中期。

邓国墓地：王坡墓地（蔡坡土岗至王坡墓地可确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邓国贵族墓地），擂鼓台墓地（身份不低于元士），沈岗墓地，黄家村墓地，韩岗墓地，惠博通墓地，卞营墓地。

聚落遗址：韩岗遗址，黄家村遗址（出土文物以陶器为大宗，按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铸造用模、范等三类），周家岗遗址（时代为西周中期后段至春秋早期），吴家坡遗址，小马家遗址（时代为西周早中期），吴家湖遗址，堰窝子遗址。

王家巷制陶作坊遗址：位于襄阳市樊城区王寨村王家巷自然村北侧，分布面积约7.5万平方米。呈现出自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连续发展的历程。

出土文物：铜器——鼎、簋、壶、提梁卣、罍、盉、牺尊、盘、匜、戈、矛、鐏、剑、镞等，时代不晚于西周早期后段至邓国被灭前不久；陶器——鬲（甗）、豆、甗、盂、罐、簋、壶，时代西周早期康昭之世至春秋早期后段；玉器——（礼器）琮，（佩饰）玦、璜、兽面饰、牌形饰、长方形饰、条饰，（殓玉）蛙形饰、蝉、贝、琀等，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后段。

以上关于湖北襄阳出土文物资料主要来源于王先福、尹弘兵所著的《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中的相关内容。

上述四处的遗址和出土文物表明周朝邓国中心区在襄阳邓城周围，而没有遗址和出土文物表明商代邓国在襄阳。

5.河南召陵邓襄寨

邓襄寨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邓襄镇。

邓襄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邓襄镇，地处沙河与汾河交汇处，为古代水陆交通要冲。遗址始建于新石器时代，包含伏牛山文化（仰韶文化晚期类型）及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层。夏商时期为邓人活动区域，西周初年周武王弟叔鲜支系迁此建城，称“邓襄”；春秋属蔡地，后归楚。清代因防御捻军改称“邓襄寨”，现存寨墙基址及护城河遗迹。文化层叠压夏商至汉代遗存，曾出土二里头文化陶片，表明早期聚落延续性。宗教建筑遗址——天爷庙：明代始建，清代重修碑刻记录其沿革，现存部分建筑基址；洪福寺：唐代寺庙遗址，出土经幢残件及唐三彩供器残片，反映唐代佛教文化传播。

出土文物——青铜器：西周青铜爵（饰饕餮纹）、战国青铜剑等；陶瓷器：新石器时代彩陶片（仰韶文化类型）；汉代灰陶罐（绳纹、弦纹装饰）；唐代三彩残片（黄绿釉为主）。

碑刻与铭文：清代《重修天爷庙记》碑（嘉庆十二年），记录捐资名录与修缮背景；明代地契砖，阴刻土地交易契约，反映明清豫中社会经济形态。

《左传》载：桓公二年【经】秋七月，杞侯来朝。蔡侯、郑伯会于邓。这个“邓”就是召陵邓襄寨。

召陵故城：位于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召陵村一带，遗址核心区面积约12000平方米，现存夯土城墙基址及护城河遗迹。遗址包含战国至汉代文化层，佐证其延续使用的历史轨迹。

齐楚召陵之盟：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八国联军与楚国在此会盟，史称“召陵之盟”，标志着楚国首次承认中原霸权，成为春秋重要外交事件。

根据现有研究，邓襄寨所在的豫中平原是商代中原文化核心区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地理位置与文化属性具有双重特殊性。从族群分布来看，该区域是商代“邓人”的重要活动范围，这与其地名中的“邓”字存在直接关联，暗示了早期部族聚居的历史渊源；从政治地理视角分析，召陵地处王畿辐射范围内，属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文化区延伸地带。武丁时期商王朝通过军事扩张强化了对中原腹地的掌控，豫中平原正处于商文化分布的密集区，其政治属性更倾向于王畿南缘的直属区域，而非用于分封的诸侯领地。因此排除邓襄寨为曼公邓国地。

我推测：曼公邓国，既不在河南、也不在河北，而是在山东——菏泽、济宁、临沂一带。很可能在现临沂市兰陵县邓王山至沂河西岸。

商周时诸侯国之间为了搞好关系，有时会联族、联姻、联盟。两个或多个（国）族会共同铸造青铜器，一起祭祀。以下四款辛国商代晚期时与其他诸侯国的合铸器，①《辛鄘鼎》，铭文“辛鄘”；②《舟辛鼎》铭文“舟辛”，推测为舟族与辛族的复合族徽；③商代《辛鬲簋》，铭文“辛鬲”为两族联合标识；④《辛聿尊》。商代晚期时辛族核心活动区域位于陕西合阳至河南新乡一带；鄘国位于今河南新乡一带；舟族属于祝融后裔秃姓国，分布于今河南新郑附近；鬲族原居陕西，后迁徙至河南、山东等地，属姜姓炎帝后裔；聿国位于河南中北部。这些国族都位于河南。另有商代晚期《羊先鼎》，铭文“羊先”，羊族——商代畜牧氏族，活动于河南新乡至山西南部，先族——可能与先周文化相关，分布于陕西关中至山西；西周早期《马羊先鬲》，铭文“马羊先”三族徽，马族——或为养马职官族群，活动于山西南部；马羊先三族都位于山西及附近；西周早期《鱼羌簋》，器内铸“鱼羌”复合族徽，鱼族——即“脩鱼氏”，嬴姓分支，地望在今河南原阳县东，羌族——西北游牧族群，部分归附周人后进入中原，这两者在西周时都位于河南；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取秉册觚》（推测为酒器），铸“取秉册”复合族徽，取族、秉族与册族联合铸造，取族——或与“脩鱼氏”关联，分布于河南原阳，秉族——或为农耕氏族，分布于河南东部，册族——商代文职氏族，活动于王畿（河南安阳周边），这三族都位于河南；西周早期《舌臣其雞簋》（推测为食器），铸复合族徽“舌臣其雞”，包含舌族、臣族、其族、雞族四氏族联合标识，舌族——或与祭祀职能相关，地望待考，或位于河南中部，臣族——可能为职官氏族（如史官或武官），分布于商周王畿地区（河南安阳周边），其族——或为箕国分支，活动于山东淄博至河南濮阳一带，雞族——可能与禽类图腾相关，地望推测在河南东部，这四族皆位于河南。

由上面的资料可以得知：合铸器的（国）族（无论是两族、三族还是四族）彼此间相距不会太远，否则就没法一起进行祭祀活动了。王长丰《殷周金文族徽研究》认为，“同轨”、“同盟”、“同位”、“外姻”是造成国族与国族之间所铸具有族徽礼器并祀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们看一看殷商邓国与哪些诸侯国有合铸器。下面提到的青铜器名称后面的编号为吴镇烽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一书中该青铜器的编号。

1.举登鼎（00672）

时代：西周早期。

铭文释文：举，登（邓）。

2.雟登串父丁觶（10573）

时代：商代晚期。

铭文释文：雟登串父丁。（见上图）

备注：应读为“串雟登父丁”，串雟是复合族氏名。

3.登屰罍（13752）

时代：商代晚期。

出土时地：1978年辽宁喀左县小波汰沟铜器窖藏。

铭文释文：登（邓），屰。

4、邓公盉（14684）

时代：商代晚期。

出土时地：1992年3月山东昌邑市塔尔堡镇上河头村。

铭文释文：鋬内铸铭文4字，登（邓）公（共）尊彝。

编者按：有学者解读铭文第二字非“公”而是“共”。如果是“共”则可能是邓国族与共族的合铸器。

上面青铜器铭文提到的合铸诸侯国族有：举、雟、串、屰（、共族）。

举国族是商朝的巨族。山东菏泽青邱堌堆遗址曾出土十余件带“举”铭文的商代青铜器（爵、觚等），器型与殷墟晚期风格一致，表明菏泽地区可能是“举族”的核心聚居地。山东临沂市费县、长清县也出土了不少铭文带“举”字的青铜器，说明举国族活跃于山东菏泽、济宁、临沂这一带。

“雟”读juàn。《康熙字典》注为：古地名，在山东。“雟”同“嶲”，文献记载作“酅”。《世本·氏姓篇》记载：“酅，国名”。关于酅国地望，逄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考证认为，酅国地望在今山东一带。

商代“串国”位于河南商丘至山东菏泽一带。

如果按照“雟登串父丁觶（10573）”的备注“应读为串雟登父丁”，“串雟”为复合族氏名，“登”则为进献的意思，那么此器就与邓国无关了。然而我对此有不同看法：中国古籍（含甲骨文和铭文）都是竖着读的，一般都是从右往左排列，但青铜器铭文也偶有从左列读到右列的，横着读的鲜见。因此我认为此器铭文应竖着读，也就是此为“雟登串”三（国）族合铸器。

屰国，也叫逆国，从卜辞中得知，屰国先是作为商的对立国，后被商武丁征服。《殷周金文集成》收录相关屰国铜器有“屰子干鼎”、“屰爵”、“亚屰爵”、“亚屰方彝（yí）”、“亚屰勺”等，出土地大多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表明商代屰族与王室之间存在联系。从“屰子干鼎”的铭文“屰子干”来看，屰国当是个子爵小国。屰国的地理位置不明，卜辞中没有找到可以借鉴的辞例，不过它曾与商王室对立，应该不在王畿之内，但卜辞中又有商王去屰地狩猎的记录，又似乎离王畿不会很远。

根据以上的资料推测，曼公邓国应在山东一带。举登鼎的时代是西周早期，这说明西周早期前段也就是西周刚建立时邓国还在山东举国附近。至于邓国在早期的什么时候从山东迁出的还有待考证。再看前面叙述的湖北襄阳邓城附近出土的青铜器，时代为不晚于西周早期后段至邓国被灭前。说明殷商邓国从山东迁出后的主要落脚点是湖北襄阳。其间有无短暂在他处落脚，待考。至于墓葬为什么只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阶段的，可能与楚灭邓后，楚国人有意破坏有关。详情请参阅荆楚网2009年10月25日载《襄樊韩岗发现大批邓国墓葬疑被楚国有组织盗挖》。

接着我们看看菏泽、济宁、临沂关联商朝晚期的遗址和文物。

1.菏泽市

高堌堆遗址：位于成武县白浮图镇，文化层涵盖龙山至春秋战国时期，出土商代夹砂灰陶绳纹鬲、泥质灰陶罐、豆等器物，灰土层与夯土块表明商代晚期聚落活动的持续发展。

尧王寺遗址：发现商代晚期房基、灰坑及石镰、骨锥、卜骨等工具，为小型聚落遗迹的代表，兼具生产与占卜功能。

商汤遗址群：包括成汤王陵、商都亳遗址等，与商朝开国历史关联，印证商晚期政治活动在东夷地区的延续。

2.济宁市

鱼山堌堆遗址：金乡县商代至汉代遗址，出土商代晚期青铜爵、觚等礼器，展现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传承与演变。

凤凰台遗址：任城区龙山文化与商周时期遗址，虽以祭祀伏羲为主，但商周文化层可能包含商晚期遗存。

3.临沂市

毛官庄遗址：河东区新石器至周汉时期聚落遗址，清理出岳石文化（夏商时期）遗存，可能与商代早期至中期相关，但尚未明确商晚期文物出土。

东高尧遗址：位于临沂市兰陵县庄坞镇东高尧村南，东临武河，面积约27000平方米，文化层包含大汶口至商周时期遗存。1963年出土一批晚商青铜器，代表性文物为商代“戎”铜甗（高49.3厘米，饰兽面纹，存临沂市博物馆），其他器型未详述，但证实该遗址为商代晚期重要聚落。

凤凰岭遗址：位于沂市河东区凤凰岭街道，包含东周墓葬群及商代遗存，其中一座东周墓的器物坑出土商代晚期青铜器，包括编钟（9件）、鼎（7件）、长矛（最长3.09米，超长，为罕见兵器，推测与军事或仪式活动相关）等。东高尧与凤凰岭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如鼎、编钟）显示晚商时期临沂地区已具备较高的青铜铸造技术。特殊发现：遗址中还发现商代牲人坑，反映晚商时期的祭祀或殉葬习俗。

墩后遗址：位于莒南县石莲子镇墩后村，属商文化遗存，商代中晚期遗存打破岳石文化层，表明商王朝势力已延伸至沭河西岸，但具体晚商文物未详述。

从菏泽市经济宁市到临沂市这一带都有晚商遗址和文物出土。

《庄子·徐无鬼》载：“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

邓之墟有十万家，即便此说是夸张的手法，不说十万家，十万人或几万人应该有吧，这么多人的聚落一定会留下相关遗址。接下来我们看看菏泽市、济宁市、临沂市有关舜帝时的遗址。

菏泽市

历山庙遗址（舜耕历山）：位于菏泽市鄄城县闫什镇历山庙村。文化背景：传说舜曾在此耕作，后人为纪念其德行修建历山庙（现为清代重建）。考古发现：周边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灰陶、黑陶残片，表明此处为史前重要聚落。

姚墟遗址：舜帝出生地，位于鄄城县，文献记载“舜生姚墟”，与雷泽、历山共同构成舜早期活动核心区。

雷泽遗址：位于菏泽市鄄城县东南部与郓城县交界处（古雷泽湖区域）。历史依据：据《史记》《尚书》记载，舜帝年轻时曾在雷泽捕鱼，以德行感化周边部族。现状：古雷泽湖已湮没，但鄄城县彭楼镇一带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层，出土龙山文化陶器、石器等遗物，可能与舜帝活动时期的聚落相关。

尧帝陵遗址：位于鄄城富春谷林，与舜文化关联密切，考古勘探显示为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

济宁市：

泗水舜帝故里（诸冯村）：位于济宁市泗水县历山街道诸冯村（一说临沂市诸城）。历史记载：《孟子·离娄》载“舜生于诸冯”，后世有学者认为泗水诸冯村为舜出生地。遗址现状：村内有清代“舜帝故里”碑刻及古井（传为舜井），但无明确考古证据支持为舜帝时期遗存。

历山（舜耕处）：位于济宁市泗水县圣水峪镇历山。传说与遗存：相传舜曾在此耕作，山上有明清时期舜祠遗址及碑刻，山下发现龙山文化聚落遗迹。

曲阜少昊陵周边遗址：少昊陵为东夷文化象征，舜帝作为东夷部落联盟首领，其活动可能辐射至曲阜一带。考古发现：曲阜西夏侯遗址出土龙山文化遗存（距今约4000年），或与舜帝时代文化相关。

山东多地存在“历山”、“诸冯”等与舜相关的地名，源于后世对舜文化的崇拜与地域文化重构，考古实证菏泽鄄城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临沂市

诸城诸冯村（争议性）：位于临沂市诸城市万家庄街道诸冯村（与泗水诸冯村同名争议）。文化关联：《孟子》记载“舜东夷之人也”，临沂属东夷文化核心区，诸冯村传为舜出生地之一。现状：村内有清代“舜帝故里”碑刻，但未发现明确舜帝时期考古遗存。

苍山县（兰陵县）舜文化遗存：历山与舜庙，兰陵县西北部有历山（今称文峰山），山麓有明清时期舜帝庙，传说为舜耕作之地。考古背景：兰陵县鄫国故城遗址下层发现龙山文化堆积，可能与舜帝部落活动有关。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得知菏泽市、济宁市、临沂市、黄海几乎处在一条线上。通过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邓之墟（或其核心区）最大可能性是在菏泽市了。“墟”意为古代聚落或城邑的遗址。这个墟应该就是黄帝时期邓伯温部落所在地了，故称之为“邓之墟”或“邓墟”。济宁市、临沂市则是舜帝文化影响区，当然也有可能是邓之墟的覆盖区，只是不如中心区留下了明显的遗址而矣。从舜帝到晚商（约前2256年至前1276年）近千年的时间里，人们也将“邓”之名带到了临沂市内。武丁封季父曼公到邓这个地方建立了殷商邓国。

《左传》隐公十年载：十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

春秋时期诸侯国会盟地点的选择特征：1.边境交界地区，以保持政治平衡与中立性；2.山川高地或自然屏障；3.远离城邑的旷野或狩猎区，规避干扰与保密性。

下面以会盟事件、地点、所属区域、地理特征来概括以下几次会盟：①齐桓公称霸（前651年）：葵丘，宋、齐、鲁交界，高地、物产丰富；②齐鲁国君会盟（前500年）：夹谷，齐鲁交界，山谷、军事屏障；⑶晋国主导多国会盟（前620年）：扈地，中原腹地（今河南），平原地带、交通枢纽；④大禹及后世会盟：涂山，淮河流域，山川、文化象征。

根据以上特征，郑、鲁、齐，盟于邓。这个邓地应该在这三个国家的境外，并且在郑国和齐国之间，鲁国的南境到了现临沂市的诸葛社区一带，这个邓地可能就在临沂市境并且离大河不远的地方。

《续山东考古録》第388页载：春秋隐公十年会齐郑于中邱癸丑盟于邓县西南八十里有邓王城疑其地。

《乾隆沂州府志》第181页载：邓王城，《县志》云：“县西南八十里，邓王山上有晒镥埠，无考。”按：隐公十年，公会齐侯、郑伯于中邱，盟于邓。杜注：“鲁地。”《路史》：“黄帝臣邓伯温地。”知其地去中邱不远，今既同县，而又别无邓王之证，当即此地。

（此图摘自谭其骧《中国古代地图》春秋部分）

邓王城位于鲁国边境附近，在郑、齐之间，邓王城北边有沂河支流，东边有沂河，符合春秋时诸侯国选择会盟地的特征了。因此鲁公、郑伯、齐侯“癸丑，盟于邓，为师期”的邓地就是邓王城了。

《民国山东通志》第1420页载：邓王山在县西南八十里，上有邓王庙，一名邓山（《沂州府志》）；晒钱阜在焉（《赵通志》）；左为石柱山、右为平山（《沂州府志》）。第1949页载：邓王城在县西南八十里黄帝臣邓伯温所居。

《乾隆沂州府志》第85页载：邓王山县西南八十里上有邓子庙一名邓山左为石柱山右为平山。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得出：邓王山，在临沂县城西南八十里，山上有邓王庙（也叫邓子庙），山下有邓王城、晒钱阜。按《路史》记载此地曾是黄帝大臣邓伯温的居所。《路史》的记载可信度不高，此处有可能是邓伯温的居所，也有可能是邓伯温部落的族人将邓字带到了此处。

现代考古在邓王山东边发掘出三处晚商遗址和出土文物。

1.南吴庄遗址：位于兰陵县长城镇南吴庄村南约200米处，东邻层山至二庙公路，西距苍邳分洪道500米。分布面积：约6.25万平方米，呈中间高、四周低的缓丘状。文化堆积：厚度约1.5米，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文化层。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火成岩打制的舌状器，反映早期人类活动痕迹。龙山文化时期：出土夹砂黑陶罐残片，器表磨光，具有典型龙山文化特征。商周时期：采集夹砂灰陶绳纹鬲足，器型粗壮，饰绳纹，体现商周制陶工艺。汉代：地表可见灰陶罐等器物残片，表明汉代延续了该区域的人类聚居。

2.大城子遗址：位于兰陵县层山镇大城子村北侧，西邻苍邳分洪道，东距206国道约2公里。分布面积：约6.25万平方米，遗址整体呈中间高、四周低缓的台地形态。年代范围：主要为商周时期文化遗存，部分区域可能包含更早或更晚的文化层。地表遗物：采集到商周时期的夹砂灰陶鬲足、鬲口沿残片等，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型粗壮，具有鲁南地区商周陶器典型特征。与邻近的于官庄遗址、东高尧遗址相似，体现商周时期兰陵地区聚落分布与文化延续性。汉代遗存：遗址地表可见汉代灰陶罐、盆等残片，表明该区域在汉代仍有人类活动。保存状态：因地处农田和村庄边缘，部分区域受农业生产活动扰动，但主体仍保持台地形态。地表散布大量陶片，未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文化堆积保存较完整。保护级别：尚未列入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但作为兰陵县重要商周遗址之一，地方已采取基础性保护措施。编者按：不知有一天考古发掘后能否看到有关邓国有关曼公的文物出土。

3.东高尧遗址：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庄坞镇东高尧村东南，东邻武河，西靠临沂—郯城—苍山公路。分布面积：约2.7万—3.6万平方米，平面呈椭圆形，为中间高、四周渐低的土丘式高台堆积。年代范围：跨越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至汉代。文化层与出土文物：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发现鼎足、土坑竖穴墓及陶罐、背壶等遗存；龙山文化：出土黑陶壶、鬲足及磨光黑陶口沿，典型器物体现鲁南龙山文化特征；商周时期——青铜器：1963年出土晚商青铜器，包括带“戎”字铭文的簋、尊、觚等，现存临沂市博物馆；陶器：地表采集商周鬲足等陶片，器表多饰绳纹；其他遗存——晋代墓葬：1984年清理发现晋墓一座；石器：新石器时代石凿（青石质，单面刃）等工具出土。遗址保护与研究价值——保护级别：2006年12月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争议与未解问题：遗址中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本地铸造或外部输入）仍需进一步考古研究。东高尧出土了带“戎”字铭文的簋、尊、觚等，很有可能武丁打败了戎国，然后把叔父曼季从河北绵曼河的曼国改封到了这里，既可削弱旧势力，又能强化对东方的控制。东高尧“戎”字铭文更可能是商人对某一军事集团或工匠家族的标识，而非独立戎国的存在证据。

邓王城所在的曼公邓国疆域大致如下：

而炎国是武丁给一个儿子的封国（西周后“炎国”名为“郯国”）。武丁把儿子封在季父曼公侯国周边，可能是希望叔祖能关照自己的侄孙，祖孙二人联合起来加强对东夷边境的控制。

《邓氏族谱》记载的曼公到吾离公的世系存在多个不同的版本、多个不相同的国君名讳，有19代的、有20代的，有22代的、有30代的。但我发现这些版本中几乎都有“昆公”，商周改朝换代这种特殊时期的先祖及事迹给后裔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昆公之名及事迹得以准确无误地流传了下来。昆公识时务归顺了周朝，爵位虽从侯降为了伯，但诸侯国邓国得以延续。有的记昆公为曼公六世孙，有的记昆公为曼公九世孙。在我看来前者的“六”可能是指血缘世系代数，即昆公为曼公六世孙，后者的“九”可能是指殷商邓国第九位国君。

《春秋·昭公九年》载：“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国语·郑语》篇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说明最早在周武王时期（前1046-前1043）、最迟在周成王时（前1042-前1021），殷商邓国就迁到了周朝中心区的南边——现湖北襄阳。

目前暂无出土文物印证曼公邓国具体在哪里，本文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探讨，欢迎各位指正。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6度考古工作汇报会（续）铎林河南考古。2017年01月21日16:49河南

2、《史记》

3、《竹书纪年集证》、《竹书纪年校补》

4、《嘉靖邓州志》、《顺治邓州志》、《乾隆邓州志》

5、罗泌《路史》

6、杜佑《通典》

7、《太平寰宇记》

8、王先福、尹弘兵《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

9、邓林会《邓州吾离墓考辨：从“不封不树”看其真实性存疑》

10、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